《道德玄经原旨》是对《老子》的阐释与发挥。其特点之一是援古史以证《老子》。作者认为：老圣昔事西伯为藏史，仕成王为柱下史，幽王时为太史，屡掌史帙，演著玄经，龟鉴万世。上下几千百代，历历可推，言圣人者三十有二而不名，殆一无名古史也。杜道坚在另一著作《玄经原旨发挥》中称：“老圣摭古史以著《道德》，孔圣摭鲁史以作《春秋》，一也。”正因为将《老子》看作“无名古史”，所以多用古史发挥其宗旨。如解“以正治国”为：“正，政也。尧之庶绩咸熙，舜之百揆时序，以正治国也”。解“正复为奇”则称：“禹陟帝位，正也。于其子孙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汤，正复为奇矣。”
特点之二是援儒入老，儒道合一。篇首王易简序称：杜君出身儒家，从老氏学，能不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间。徐天佑序也指出：杜君之为此学，不以道家说训老氏书，独援儒以明之。引类比义，以孔孟之道传诸其说。通观全书，儒道思想水乳交融，体现了元代道教老学儒学化的特征。该书受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影响较深。认为：“官天地，府万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枢，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并强调： “未有吾身，先有天地；未有天地，先有吾心。吾心此道也，岂惟吾哉！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知此谓之知道，得此谓之得道。”这和陆九渊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异曲同工。他还以理学家的“无极而太极”解释“道生一”。这都显示了他解老的理学化倾向。
杜道坚认为：《道德经》“实一天人之书”；“道德本旨，内圣外王之为要”。因此，他的《道德玄经原旨》就沿着“天人”和“内圣外王”这两条主线进行诠解。他认为《老子》的治人事天和《书》的祈天永命是一个道理，都是观天道以明人道，天道与人道相感相通。循此思路，他主张政治之道、为君之道处处应遵照天道。天道有当为，有不当为，天道有常则为其当为，不为其所不当为，如此则阴阳不忒，四时行，品物亨；天道失常则沴气作，四时乖和，品物伤。君道也是如此，侯王若能守君之当为，不为君之所不当为，则君君而臣臣，厥分罔差，君不言而百官正，万物将自化，社稷人民莫不安定。反之，就会异政起，天下不从王化，不得治理。儒家民本思想对他影响很大，书中充满民为国本的思想，但也是从天人角度加以阐发。如把民喻为天之赤子，君为天之元子，元者善之长，长不伤幼，天必佑之。他把天分为“生物之天”和“自然之天”，前者为形而下，后者为形而上。“天此道，吾此道”，人道也是如此，所以“人能观天道而修人道，未有不入圣人之域”。圣人之心与天地之心相通，观天地之变化无常，而太虚自若，便知圣人日应万机，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从人的身体来说，“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与宇宙也是相类同的。这些都表明他从天人出发以解老。
从内圣外王出发，他结合先天、后天、无极、太极等理学名词讲老子的内圣之道，又结合古代政治史讲儒家外王之道。他解释老子的“常无”为“先天”，“常有”为“后天”；认为“谷神，太极也。太极中虚，谷神在焉，天此谷神，人此谷神”，“吾心太极，吾身天地之道，与造化者同流而未尝生，未尝死”。他在《玄经原旨发挥》中赞美盖公、曹参以“清静宁一”的内圣之道，开出汉室隆平的外王之治，是“善用老子之道者”。内圣外王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修身治国。他说：
“国犹身也，身所当养，国所当养。”以养身之道外化为治国之道，则“久长可保”。 《道德玄经原旨》是元代道教老学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种，被历代治《老》者所重视。如朱谦之《老子校释》以它为所据版本书目之一，以《玄经原旨发挥》为考订书目；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也以它作为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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