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及陈景元《藏室纂微开题》等载，此书原为二卷，《正统道藏》则析为十卷，即《道经》五卷，《德经》五卷，载于洞神部玉诀类。据文中多“今解曰”云云，盖将陈景元之《道德经注》和《藏室纂微》混为一编。陈景元在《藏室纂微》中把“道”分为“常道”与“可道”，认为“常道”自然而然，随感应变，不可以言传，不可以智索，但体冥造化，无为而无不为。他认为“常道”无名，凡有名可标，有言可说者便是“可道”；常道是道之体，而可道乃道之用；常道湛然不动，而可道有变有迁；常道是理之妙，可道是事之微，常道与可道有内外深浅之别，但二者并非毫无联系，而系体用一源。他指出：“道”的含义是“通”，“万物得之无所不通”。这与唐代道教重玄派说“道”是“虚通不碍”相一致，显然受到重玄派的影响。这个无形无名、无所不通的道，由于其体用的变化使万物得以生成，亦即他所谓“体用既彰，通生万物”，这是他的宇宙生成论。他解释《老子》“道生一”的“一”为道之子，为太极，而太极即混元，也就是太和纯一之气。“一”又叫“无为”、“冲气”或“元气”，为妙物之用。当此浑沦一气，未相离散时，必有神明潜兆于中，这个神明就是“二”。有神有明，于是有分，所以清、浊、和三气噫然而出，各有所归。因此清气化为天，浊气化为地，和气生为人。三才既具，万物从而资生。这是他描述的宇宙化生过程。
他在解老时，还阐述了治身治国之道的思想。认为治身治国当以厚重为根本，治身的人心安静则万神和悦，故无嗜欲奔躁之患；治国的人无为则百姓乐康，故无权臣挠乱之忧。无论治身治国都应顺从自然之道，息爱欲之心，以归虚静之本。因此他在修炼方式上强调虚静寂寞，独悟，冥览。他指出，治身与治国的方法一致，二者并行不悖，清静无为，既是理身之道，也是爱民治国之术。有道之君，若能垂拱无为，功业就可成而不有，万物将自宾，四民无不服。
在陈景元的解老中，传统的神仙长生思想已起了变化。他解释“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说，积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国养民，植根于无为，固蒂于清静，社稷延远，故谓之长生；临御常照，故谓之久视。这是从政治的长治久安角度去解释，不再是传统的长生不死思想。他在序中说，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等，皆老子常所经历救世之术，非至极者也。对传统的神仙术抱看不起的态度，强调此非老子的宗旨。另外，他还常征引《易》《庄子》的思想来解老，体现了他的学术特色。
总之，他认为《老子》一书统论空洞虚无、自然道德、神明太和、天地阴阳、圣人、侯王士庶、动植之类，广大而无所不包，细微而无所不袭。上之首章，明可道常道为教之宗，叙体而合乎妙；上之末章，以无为无不为，陈教之旨，叙用而适乎道，故体用兼忘，始末相贯。下之首章，明有德无德，为教之应，因时之浇淳而次乎妙；下之末章，以信言不信言，为教之用，任物之华实而施乎道。此经以重玄为宗，自然为体，道德为用，其要在乎治身治国。
《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在宋代便产生了一定影响。李庭《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疏抄序》称其所解“中间贯穿百氏，剖析玄微。引证详明，本末毕备，尤为近世所贵。”宋人薛致玄说，自陈景元后，“道家之学翕然一变”。①近人蒙文通认为：宋代解老之家颇重陈景元，于征引之多可以概见，此风会之一变。陈景元之学渊源于陈抟，后人每叹陈抟之学仅于象数图书，读陈景元老子注，而后知二程所论者，景元书中已有之，足见二程之学于景元渊源之相关。②这表明陈景元的解老对宋代理学有一定影响。
宋彭耜纂集的《道德真经集注》集引《藏室纂微》较多，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亦有所引。今人引用参考此书的有：朱谦之《老子校释》、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作为引用版本)、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张松如《老子说解》。可见其为诸家所重视，是道教解老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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