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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儒之争(三)

虽然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浩劫,但是由于唐太宗李世民比较推崇佛教(民间也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及后来的女皇武则天更是相信佛教,因此佛教在唐朝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而道教在唐初的时候也是很出风头,有两个著名的神棍袁天罡和李淳风,其风头之劲可以和佛教一较高低。但是,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因为武则天本人信佛,所以佛道之争,道教明显的就处于下风了。

而到了唐宪宗的时候,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这时候儒家有个很有名的人站出来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韩愈,从儒家立埸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要现实得多。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虽然这次儒家对佛道两家的斗争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谁也没料到佛教更大的灾难就要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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