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是一种淡水鱼，体扁鳞大，嘴边有触须二对，背苍黑，腹淡黄，尾赤红。《家语》就记载说：“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国君鲁昭公把鲤鱼作为礼物送给孔子贺其得子，而孔子又名其子为“孔鲤”，可见人们对鲤鱼的看重。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说的是汉代的信函，用两块木板做成，一底一盖，刻作鲤鱼的形状，中间放置书信。信函做成鲤鱼之形，这是鲤鱼崇拜的表现。
中国古代崇拜龙，很早就有龙为鲤鱼转化而来的传说：“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一里余，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太平广记·龙门》)到了唐代，人们仍然这样认为。自居易《点额鱼》诗就云：“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白居易认为鱼变化为龙在天上行雨很辛苦，不如为鱼逍遥自在。鲤鱼能变化为龙，这更加强了人们对鲤鱼的崇拜。
然而，鲤鱼地位的大大提高，鲤鱼崇拜的极大加强，是在鲤鱼与仙人联系在一起和道教产生之后。据西汉刘向《列仙传·琴高》记载，鲤鱼是仙人的座骑：“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人涿水中取龙子……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列仙传·子英》还有子英乘坐鲤鱼升天成仙，人们将鲤鱼视为“神鱼”的记载：“子英者，舒乡人也，善入水捕鱼，得赤鲤，爱其色好，持归着池中，数以米谷食之。一年，长丈余，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异，拜谢之，鱼言：‘我来迎汝，汝上背，与汝俱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鱼背，腾升而去。岁岁来归，故舍食饮，见妻子，鱼复来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吴中门户皆作‘神鱼'，遂立子英祠云。”此后，似乎乘坐鲤鱼就成为得道成仙的标志，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对俗》中就说：“夫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是以萧史偕翔凤以凌虚，琴高乘朱鲤于深渊，斯其验也。”因而唐代诗人李群玉《洞庭风雨》云：“羽化思赤鲤，山漂欲抃鳌。”温庭筠《水仙谣》也云：“水客夜骑红鲤鱼，赤鸾双鹤蓬瀛书。”道教徒还深信龙为鲤鱼转化而来的传说，并将其引入经典之中，鲤鱼就成为信徒们敬仰的圣物，神圣不可侵犯，被称之为“赤晖公”(《酉阳杂俎·鳞介》)。如果道教徒轻易食之，便犯了道教的大忌，必将遭祸。
鲤鱼和神仙联系在一起后，仙人道士赋予它更多的神性，正如唐代诗人卢仝《观放鱼歌》所云：“老鲤变化颇神异”。鲤鱼的种种神异，更使人们感到神奇而加深了对它的崇拜。《晋书·四夷传》就记载有鲤鱼的神异：奴文少时，“尝牧牛涧中，获二鲤鱼，化成铁，用以为刀。刀成，乃对大石嶂而咒之曰：‘鲤鱼变化，冶成双刀，石嶂破者，是有神灵。'进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纬，就屡屡以鲤鱼的异常来预言祸乱。晋武帝太康年间，有两条鲤鱼出现于武库屋上。干宝就认为：“武库兵府，鱼有鳞甲，亦是兵类也。鱼既极阴，屋上太阳，鱼见屋上，象至阴以兵革之祸干太阳也。”及晋惠帝初年，诛杀皇后之父杨骏，废皇后为庶人；元康末年，贾后专制，谤杀太子，也被诛废。“十年之间，母后之难再兴，是其应也。”(《搜神记》)
由于唐代的统治者特别尊崇道教，鲤鱼的地位又得到进一步提高，鲤鱼崇拜又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道教所奉教主老子 (李聃)与唐王室同姓，帝王们为了提高门第，神化李姓，就特别尊崇道教。唐高祖于武德八年发布诏令，规定了先道、次儒、后释的次序，道教就取得了三教之首的地位。唐高宗于乾封元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给老子戴上了“皇帝”的冠冕。唐玄宗更是狂热崇道，不但又给老子加上“太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等一连串尊号，而且于开元二十一年，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由于鲤鱼是道教徒崇拜的圣物，又加上鲤鱼的“鲤”与唐王室和道祖老子的姓同音，鲤鱼也就大为沾光，得到了唐代帝王的大力保护和尊崇。唐代统治者严禁捕杀食用鲤鱼，唐玄宗曾于开元三年二月和开元十九年正月两次下令“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旧唐书·玄宗纪》)，凡捕得鲤鱼必须放生，街市有贩卖鲤鱼者“杖六十”(《酉阳杂俎·鳞介》)。唐高宗还规定：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必须佩带“鱼符”，用以辨尊卑、明贵贱，并用作上朝或应皇帝的召见或引见进宫的凭证，“鱼符”就做成鲤鱼之形。因为李唐王朝崇拜、保护鲤鱼，竟有人不惜与鲤鱼攀关系，《青莲县志》记载李白出生的传说云：李白的母亲在青莲镇西盘江的蛮婆渡浣纱，有一尾金色鲤鱼跃人竹篮中，李白之母携回后就怀孕而生李白。把李白附会为鲤鱼投生，无非是看中了鲤鱼的崇高地位和鲤鱼与唐朝李姓皇帝的亲密关系，希望通过鲤鱼向李唐王室套近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原载《中国道教》 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