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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15)巫蛊想象的社会原因

苗人社会的巫蛊想象与婚姻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普通人家忌讳与传言中的有“药”、有“鬼”以及麻风病等的家庭开亲。
 
赵崇南在贵定县仰望乡调查宗教信仰中发现对于有“蛊”者的恐惧影响到婚姻的缔结。
 
由于人们对“蛊”毒的恐惧心理,凡被认为会放“蛊”的人家,必被孤立起来。村寨中、房族中的各种活动,他们都不得参加;姑娘虽至芳龄,本乡无人问字,只好远嫁他乡。后生小伙也只能到外边很远之处才讨得来媳妇。他们常常被指控为某家某人疾病得根源而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大人、小孩都遭到歧视,忍受着无法忍受得心理创伤。
 
杨昌文在定东公社进行苗族社会调查时也发现类似的情况,“有蛊、麻疯病、遗传病。姑娘长得好别人也不娶。小伙子家再有钱有势,姑娘也不愿嫁。”
 
施秉县双井区凉伞村,男女青年通过游方交往。全村有四个游方场。一般说来,男女长到十一、二岁,便可随着哥、姐进入游方场观看,学习。十五、六岁可介入游方。结婚要两三年以后才住家同居。这段时间,可以使相互进一步了解。不论男女,如果二十五岁以后还未结婚则被视未为懒惰或家境贫困,或家中不吉利(指有鬼或有蛊),因而被人瞧不起。第一次,如果女方家不同意,就岔开话。如果同意女方家会说些表面拒绝的话,需要媒人再去几次才行。
 
凯里市、麻江、丹寨、雷山等县的部分地区的短裙苗,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说媒。媒人要有儿有女,夫妇健在。第一次含蓄地说明意图,如果女方家给口风,十天半个月以后,待女方家通过各方面对男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滞后,媒人再次到女家去询问结果。如果女方父母同意则媒人再去三次,方能订婚结合。
 
所谓蛊的问题是决定婚姻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由于人们都相信有的人家有蛊,姑娘出嫁或儿子娶妻前都要进行调查。被认为有蛊的人家,姑娘找不到好的对象,男的很难娶妻子,只能降低标准。谁与被认为有蛊的人结婚,就会受到牵连,就会被人们认为也有蛊了。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断送了很多本该成立的婚姻。如果父母认为对方家有蛊而不同意子女的婚姻,女方强去,就会断绝父女关系,女的走后不能回家。掌批村的很多习俗都发生了变迁,可是人们对所谓蛊的传说却一直深信不疑,即使容貌秀丽、品行好的姑娘,在外表上看不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一旦被群众认为‘放蛊’,在婚姻上会遭到排斥,不仅本人,其家属也受牵连。有些青年男女,尽管身心毫无缺陷,只是因为被人怀疑有蛊,往往只能与其他被认为有蛊的人家通婚,或者降低条件才能结婚找到对象,其终身至后代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造成精神上的痛苦。这一习俗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限制了一些人的通婚范围。 [21](笔者按:掌批村属于雷山县,掌批村民多是短裙苗,有少数汉人)
 
我在调查过程中也了解到普通人家忌讳与有“蛊”的人家开亲。实际上,这种婚姻禁忌存在范围广泛,也就是巫蛊信仰的存在范围广泛。结合过去民族志的记载,可以发现这种禁忌反映在婚俗中。苗人婚俗的一个特点是,男女恋爱后由男方托媒人到女方家说亲。第一次拜访与以后拜访之间相隔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主要是男女双方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探查对方家庭情况。只有在获得比较满意的答复后,才有可能继续以后的婚姻程序。苗人居住分散,相恋的青年男女可能相距遥远。但是,对于对方家庭的探查总能通过已有的婚姻网络和相关亲友完成。因而,有“药”、有“鬼”、麻疯、其他遗传疾病的人家很难逃过这种探查。他们被排斥在普通人的婚姻圈之外。实际上,这样做也是为了门当户对。
 
巫蛊想象经常和疾病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实的疾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贵州省贵定县仰望乡当地人认为会放“蛊”的人家,房屋都比较干净。因为被放“蛊”以后,受害者要来找有“蛊”人家的东西解除“蛊”毒,为了让受害者找不到需要的东西,放“蛊”人家收拾得有条理、干净。人们认为谁人放蛊是可以查找出来。赵崇南先生记载到,
 
“中‘蛊’者卧于床,肚痛不安,严重者滚来翻去,有时掉下床来,拿取猪食的木瓢扣于患者脸上,瓢背上再放置两根筷子。这时,令患者边呻吟边咒骂,无意中喊出某人的名字。这名字就被认为是放‘蛊’者的名字。”
 
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对所谓的有“蛊”的人就心存戒备,听闻他们的故事,想象他们的邪恶。那些被谣言中伤的人自然成为最为可能的目标。如果,病人病发之前刚好遇到过他们,那么病人就认为是这些他们在放“蛊”。谣言在病人的心中转变成了真实的病因,并通过病人述说,成为下一个传谣者援引的“事实”依据。平时生活经验的暗示,会使得患者不自觉地将指控的矛头指向那些被诬蔑的人。
 
这里先不谈一些人为什么被其他人诬蔑,而是谈一谈这种诬蔑何以能够长期实施。首先,这些人必定在当地社会中是少数,势单力孤,不能有力地反击针对他们的诬蔑之词。如果他们人口众多,在农村地区的苗人社会他们就有能形成强大的房族势力。一个强大的房族是不可能让他人长期诬蔑自身的名誉。人们一般不会诬蔑一个属于强大的房族的人会放蛊。因为一旦谣言被他们知道,免不了会大动干戈。由于苗人社会人们对巫蛊的强烈憎恨,针对强大的邻里的谣言就会被认为是公然的挑衅。这样做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因而,被人们诬蔑的往往是那些小房族的人。他们的房族没有足够的力量为他们正名。
 
其次,传统苗人社会缺乏一套可以阻止巫蛊谣言传播的社会机制。[23]我们知道如果谣言不断地传播,那么它就会不断力量,越来越难以逆转。巫蛊信仰在苗人社会一般是通过私下的交流的谣言得以维持和加强。在谣言传播的初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止这种传播。一旦针对性的巫蛊谣言逐渐公开化以后,人们逐渐接受这种谣言,并认定某些人不是好人,形成对他们的排斥。石启贵先生巫蛊谣言指出,“今者社会,众口云云,该以愚多智少,寡不胜众,以故便成一人传虚,百人传是。”[24]涪宕先生也认为极有可能是由于“他们的某一代先人人少势弱。受到人多势众的仇人采用‘众口铄金’的办法去到处造谣中伤而成。”[25]当然,从现在对的谣言的研究看,即使不是故意实施的谣言也有可能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发生信息丢失和信息改变以及强化,最终导致恶性谣言的出现。也就是说,一个本来无关痛痒的玩笑,在通过多次的传播变异之后,可能会形成后果严重的恶意诽谤。
 
所以,被想象有“蛊”的人往往属于那些小房族。此外,苗人社会的房族大到一定程度总是会分裂。黔东南地区的苗人社会,兄弟长大以后都基本上要分家。认为不分家容易造成矛盾。因而房族也就会变小。人们的房族认同范围,如同族群认同一样,常常由于条件和对象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人在某种场合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小房族的一员。尽管一般而言,房族的认同范围基本上变化不大。因而,很多人都有被谣言中伤的可能。
 
如果个人社会关系差,声誉不好,他的家庭也有可能被同房族的人进行巫蛊想象。如果矛盾冲突剧烈,那么指控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下,由于难以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他们会逐渐被人们疏远和排斥,最终形成隐形的隔离。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少数人就感叹到所谓的有“jab(蛊)药”是兄弟之间矛盾争斗的结果。
 
迁居而来的人常常被认为是有“蛊”的人家。虽然几乎苗人村寨都有自己的祖先迁移故事;但是,那些后迁的而不能融入村寨的人家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巫蛊想象和排斥的对象。在我的调查中,了解到的好几个例子都有从外地迁居的背景。可能是由于他们迁居以后,与早先的村民发生资源上的争夺,或者交往联系上存在摩擦,他们一旦被谣言中伤,就会开始被人们排斥隔离。因为他们是他者,是外人。
 
疾病并不是造成巫蛊想象的直接原因。在传统苗人社会里,嘴巴起泡、食物卡喉、皮肤发痒、消化不良、咳嗽带血、脸色青黑、肋间胀痛等都有可能被认为是中“蛊”导致的结果。这不是说对于其中一些简单的原因苗人愚昧无知。一般苗人知道如何处理简捷有效地那些小毛病。对于严重的疾病则往往请巫师来解决。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将原因归结为被人放“蛊”是一种不自觉的选择。社会中紧张的人际关系是巫蛊想象的直接原因。埃文斯-普理查德就描述过一个部落人被倒下的枯树击中,他清楚是由于白蚁的啃食使枯树倒下,但是对于为什么枯树击中的是他而不是别人的问题。部落人最终将原因归结为有人对他实施巫术侵害。对某人进行巫蛊指控,经常在遭受疾病时发生。
那些被想象或指控导致疾病的人,要么平时就被人谣传,要么与患者有深厚的矛盾,要么时常发生些冲突。在痛苦的折磨下,想象和指控很容易发生。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遭受的痛苦归结为那些与他交恶的人的侵害。
 
不同的社会评价和亲疏关系,使人们对于传言也有不同的反应。苗人社会也有传言认为巫师会制作和使用毒药。但是,人们并不是很惧怕巫师的毒药,却对“蛊妇”的“jab(蛊)药”畏惧不已。这使我们可以有机会了解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想象。巫师的毒药是公开的、被人了解的、专门用来对付“坏人”的;“蛊妇”的毒药则是隐藏的、没有人知道怎样制作的或者由遗传来的、专门用来对付“好人”的。而我们自己,无疑一个个都是好人。人们敬重巫师,鄙视“蛊妇”。人们热情地款待巫师,冷漠地对待“蛊妇”。
有时候,特殊事件的发生会强化一些原有的社会矛盾,并造成社会的巫术恐慌。黄平县旧州飞机场是抗战时期修建的军用机场。新中国建立以后,它的军事用途被放弃。XXX的农村政权在这里建立起来,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然而在一年时间里发生大规模的天花疫情(时间大约为1952或1953)。村子里幼儿逐渐死亡(最后达二十八个之多)。恐慌和不安的气氛在村子蔓延开来。最终一则巫蛊谣言的出现打乱人们的生活。有人传言村长的母亲是“蛊妇”,是她害死了那些幼儿。尽管在此之前她一直声誉良好,“本家”也很清白,夫妻两人所在的房族也很有势力。但是,村长的母亲实施巫术的谣言使人越来越不安。终于,人们变得愤怒起来。他们闯进这户人家,从坛子里搜出了蛤蟆,在筛子上发现了毛虫。于是,这一切“证明”这个苗人妇女有“jab(蛊)药”!愤怒的人们责问她为什么要狠心地害死他们的孩子。村民们强迫她交出蛊来,并将这位村长的母亲捆绑起来游行示众。这位母亲无法争辩,最终跳河自尽。黄平县政府很快介入到这一事件的调查之中。法院和检查院组成调查组前往调查。开始要召开群众大会,让村民派代表做,大家不去做,也不吱声。后来改变了工作方法,首先从谣言的调查开始。一步步清查谣言从何而来。由于比较好地取得了群众的支持,人们开始将他们听闻的来源逐渐说出。通过一系列的追查,调查组发现线索被集中到一个反革命分子龙魁身上。他在民国时期是国民党的保长,嫉恨村长。而那些蛤蟆、毛虫是有人故意捉来放进去的。“因为怕找不到东西”,恐惧之中的村民这样解释他们的使无辜者付出生命代价的行为。情况调查清楚以后,县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教育群众,同时也在全县各地展开宣传活动。旧保长被枪毙,其他几个则被判刑。
 
苗人社会此前存在的巫蛊信仰是这次社会恐慌形成的信仰基础。解放初期,苗人社会的巫蛊信仰还非常强烈。甚至于有人会公开地指责别人放蛊。这种强烈的巫蛊信仰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当地对有“蛊”人家的社会排斥形成传统。人们憎恨有“蛊”的人,不愿与他们交往。这种社会排斥使得大部分人确信有“蛊”的人是邪恶的、卑贱的。人们确信有“蛊”的人对普通人是危险的。
解放初期的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刚刚获得土地的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又对1952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政策感到不安。黔东南地区的苗人社会已经不再是扩大家庭。对于习惯分家,独立经营的家庭进行合作化的经营运作,人们内心之中总是不能很适应。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前景,人们存有焦虑。此外,1952年施秉县还被并入了黄平县。
 
一些隐藏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也是造成巫蛊恐慌的深层原因。新中国的农村的村长与“反革命分子”旧保长龙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无论是在村务管理还是在实际利益上,二者都不能保持正常的关系。村长母亲被恶意的巫蛊谣言攻击,而矛盾发生在当时的村长和从前的保长之间。旧保长制造巫蛊谣言以求达到报复村长的目的。人际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是巫蛊谣言的直接导火索。
恐慌的发生和得不到有效遏制的疫情有直接关系。当村子里幼儿大量死亡的情况出现之后,人们的恐慌已经开始。在恐慌笼罩下,人们心理失衡失控,任何平时潜在的假想的危险,到这时都荒谬地变成了事实上的存在。平时的一些不满在恐慌之下,也变成了令人难以抑止的愤怒。当有针对性的巫蛊谣言迅速传播开来。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谎言。人们企图从中获得某种形式的补偿。孔飞力指出,“妖术既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替在的权利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利。”
 
经过1950年代政府对巫蛊指控的打击和关于迷信的教育宣传。到1960年代以后巫蛊指控很少公开发生。苗人社会的巫蛊想象以及相关指控都以隐藏的形式存在着。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完全消除。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社会排斥。虽然总的来说,很少有直接暴力攻击,但是,人们心照不宣完成的封锁依然具有巨大的伤害力。被巫蛊想象的人们甚至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依然是普通人对“他者”进行巫术想象和指控的受害者。可以说,被巫蛊谣言中伤的人们,他们才是巫蛊信仰中真正的受害者。
巫蛊信仰在苗人社会的长期存在可能和以下三个思想因素有关:
第一,苗人社会的鬼神信仰。鬼神观念不可能从苗人社会的宗教信仰系统中清除。在教育和文化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鬼神观念只是淡薄一些罢了;但决不会从苗人思想的深处消失。
 
第二,苗人信鬼神,更为崇拜祖先。在多个喜庆节日里,都要奉献酒食祭祖。不同地区的祭祖方式略有差异,共同的是对祖先的崇敬。苗人绝不会怠慢祖宗。一位苗人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只要子孙们时时不忘祖宗恩德,有好事不忘祭奠它们,它们就会给子孙赐福,满足子孙们的愿望。[28]与有“jab(蛊)药”人结合,就会被逐出房族,灵魂会不到祖先那里去。对于祖先的敬畏使得对于有“”之家的婚姻封锁迟迟不能接触,这使得巫蛊信仰还有支撑其存在的民间制度。
 
第三,苗人淳朴善良,嫉恨邪恶的观念。苗人的民间故事反映出苗族人民对贪得无厌、见利忘义等疾恶如仇的性格。[29]由于认为有“蛊”人家贪得无厌、残害无辜,苗人社会对有“蛊”的人家都比较仇视和冷漠。不知不觉中善良的人们对他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为什么制蛊、放蛊的人往往被想象成女性?从记载和传说来看,制蛊、放蛊实际上并无性别差别,男女都可以。但是,传说基本上的都是妇女制蛊、放蛊。首先,这与男女的社会性别角色有很大关系。翁乃群先生指出,妇女工作一般与烹饪有很大的关系,蛊常常被想象成在饮食款待中施放。[30]所谓“病从口入”,肠胃消化道疾病与饮食有很大关系,而妇女掌握烹饪。因而被联系了起来。做饭也就成了制蛊,放蛊的条件。其次,男强女弱的意识在男女对立中想象女人要靠诡计,要靠阴谋手段才能对抗男人。女人通过蛊药拴住商贾,或者女人用它报复他人,显示力量。在另一方面,这可能也反映了男性对女性能力的恐惧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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